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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洁电力“提纯”之路怎么走?

时间:2014-04-17 09:23:02 信息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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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会议。李克强在会上提出,要积极发展风电、核电、水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大力推广分布式能源,发展智能电网。
   
    对中国来说,清洁电力一方面要继续支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还要时刻警惕高碳资源与雾霾元凶的“悄然临近”。那么,在新能源、清洁能源发展过程中目前还存在哪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智能电网的发展怎样服务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国清洁电力的“提纯”之路将遇到怎样的政策前景?本报记者借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牵头举办的2014中国清洁能源博览会暨清洁电力峰会召开之际,采访了有关专家,请听业内专家和一线企业的精彩解读。

主持人:
科技日报记者  郭涛
嘉宾: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                         魏昭峰
国家能源委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张国宝
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副处长                            吴  静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霍广钊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      刘维芳


中国电力发展进入加速期

    记者:当前,以清洁电力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能源变革正在全球蓬勃开展,电力发展的规模、速度也决定着能源变革的总体态势。请魏理事长我们介绍一下我国电力发展现状?在国际上居于怎样的地位?

    魏昭峰:截至2013年底,我国电力总规模居世界第一,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2.47亿千瓦,居世界第一;在电网的规模上,2009年,我国已超过美国,到2013年底,我国11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达到110万公里,美国大约是90万公里,全社会用电量,2011年已经超过了美国,2013年全国用电量是5.3万亿千瓦时,美国大约是4.5万亿千瓦时。

    记者:在您看来,我国电力工业发展面临哪些新的形势?

    魏昭峰:我国电力发展在保持较快速度的同时的确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
    一是电力工业发展的外部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能源和电力发展也因此进入的调整、大变革的时期;
    二是用电需求的增速进入了换档期。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研究预测,到2020年,全国社会用电量会达到8.1亿千瓦时,人均大约5830千瓦时;
    三是电力结构绿色化转型加快。截至2013年底,我国煤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比例已经下降到70%以下,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发电、燃气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装机是4.61亿千瓦,比重达到37%,发电量1.4万亿千瓦时,占比为26%,随着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外部环境的要求,煤电装机比重将保持持续下降的态势;
    四是电力节能减排要求越来越严格。近年来,按照国家的要求,电力行业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2013年,供电煤耗达到321克千瓦时,提前实现了“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居世界的先进水平,电网的线损率达到6.67%,也居世界先进水平,细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继续下降,每千瓦时排放量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燃煤电厂的碳排放强度也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在当前雾霾形势比较严峻的形势下,在公众舆论的压力和国家日益严格的节能减排政策面前,电力行业节能减排的压力不断增大;
    五是电力发展空间布局调整加快。从布局上看,西南水电基地加快建设,大型煤电基地加快向西部、北部煤炭基地转移,集中开发的风电、太阳能发电集中在三北地区,核电从沿海向内陆辐射,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和天然气发电主要布局在用电需求中心,空间布局的变化,要求加快扩大电力资源的配置范围,也客观需要加快建设特高压电网来进行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记者:作为一线电力能源企业,霍总对当前清洁能源的发展态度如何?

     霍广钊:我对清洁能源的态度就是鼓励发展,并想方设法加快发展。这种态度基于三方面原因:第一,形势所迫,根据国家对世界减排的承诺,清洁能源装机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经济转型迫切需要加快清洁能源的发展。第二,发展增添了信心,我国水电装机已经达到2.8亿千瓦,去年新增3千万千瓦,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而风电装机全球3.2亿千瓦,我国并网已达到7500万,装机已经超过了9千万千瓦,连续几年全球第一。第三,体制、机制问题有望加快解决。目前,国家大通道建设已经启动,重点规划的12条西电东送通道已经明确且建成1条,去年利用小时数比前年提高了184小时。

区域发展差别难题待解

    记者:2011年,全国曾出现过大范围、长时间的严重缺电,让我们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的电荒一直从年初持续到秋季,华东、华中多个省份出现不同程度的用电紧张。然而,在一些西部、北部地区的清洁能源大省,却常常出现弃风的“浪费”。这种“矛盾”的现象其实现在还一直存在。很想听听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吴处长对此怎么看?

    吴静: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和输变电线路的匮乏正是我所担忧的问题。首先,我国大部分风电都在“三北”地区,其中几个大型风电基地发电量已占全国风电发电量的50%,但这几个地区的用电量却只占全国用电量的10%,可见市场空间是有限的。其次,“三北”地区以火电为主,调峰能力有限,在现有跨省跨区电网没有批复的情况下,面临着消纳问题。另外,从去年来看,太阳能光伏的增长主要在西部光伏电站,增长速度很快,但今年国家对分布式电源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全国而言,就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记者:张主任曾历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是我国能源领域的权威专家,一直非常关注清洁能源的发展、智能电网的发展,在您看来,当前清洁能源发展的不均衡集中在哪些方面?什么原因造成的?

    张国宝:我国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今天我希望点一点业内存在的敏感问题:
    一是关于风电发展不均衡的原因。这个不均衡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大量的风电没有传送出来。那么,为什么不送出来呢?因为没有输变电,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输变电规划没有批。为什么没有批呢?因为相关部门还停留在要不要搞特高压的争论中。在我看来,如果可以适当调价,把风电价格再降低一点,风电的竞争力就会更强。但关键是不能单一调低价格,而是要跟某种政策挂钩打“组合拳”,例如,面对当前15-20%的弃风,能否出台相关政策,对于降价供电者全额收购?
    二是关于输变电问题。风电弃风和水电弃水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2012年数据显示,我国风电弃风达200亿度电,2013年虽然有所改进,但弃风值依然在100亿度电以上。而水电弃水每年也在100亿度电,例如溪洛渡-向家坝去年投产的8台机组,发出来的水电却没有办法全部送出来。为什么?因为当时规划溪洛渡是左右岸,其中一岸送到华东,另一岸到云南再到南方电网,这两条线路的建设和审批都比原定计划推迟了,机组投产了,但是输变电线路没有完成,因此送不出来。不得已,溪洛渡到向家坝开通了一条临时线,通过向家坝到上海已经建成的向上直流输送一部分,再放弃一部分,造成溪洛渡-向家坝水电不能满发、不能够满送,形成了清洁能源电力的巨大浪费。

    记者:中国的能源禀赋构成改变不了。因为我们的能源基地都在西北,而我们的能源消耗都在东南,所以说,如果从西北向东南的能源输送的地理位置格局改变不了,让老百姓都用上清洁能源电力似乎就是一个难解的“结”,刘先生认为该怎么打开这个“结”?

    刘维芳:“三北”地区弃风问题严重。但是,是不是只要在低密度能源区建立了特高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尽管我也盼望能建立这样一条高速公路,但我认为更加值得考量的是一个一个现实:“三北”地区是我国风能资源的主战场,如果撇开这个能源主战场,在不限电的地方搞大规模的开发,不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这些地区风资源匮乏,也未必会成功。毕竟,不是所有能插风机的地方就可以建风电,不是所有空着的地方都能装太阳能。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电网的两端要保持“发”与“供”的同时平衡,要想方设法激发风能和光能丰富地区的用电市场,让便宜的电价“打动”居民,让他们愿意放弃或减少煤电使用,转而亲近清洁能源电力。

引入社会资本,加强政策调控

    记者:刚才我们探讨了清洁能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电力发展不均衡问题,有人认为大量发展分布式能源是一个解题思路,霍总怎么看?

    霍广钊:分布式能源确实是非常有前景的,但是我们认为目前还存在几个困惑:第一,市场的问题,分布式能源面对的是千家万户,这个电费究竟怎么收?需要研究一个妥善的方案;第二,投资风险问题,面对千家万户供能的企业,今后的生存能否持续,也需要考量;第三,目前分布式能源投资规模比较小,但前期工作却很复杂,作为央企,我们认为单独开发可能不太合适,倒是可以探索一种新的模式,那就是民企来开发,央企来收购,之后的运营也可以探讨最佳合作模式。

    记者:电力发展不均衡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基于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吴处长有什么建议?

    吴静:从我们的预测来看,未来中东部还是我国主要的负荷中心,这个区域的电力供应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国家在大气污染防治计划里明确提出要严格限制中东部地区再建火电站,那么电力供给如何保证?从我国电力供应情况来看,虽说在2020年之前以煤电为主的情况会有比重的下降,但是煤电为主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所以,我们希望国家考虑在陕西、宁夏、新疆、内蒙这些煤炭丰富的地方集中建设煤电厂,在内蒙大力开发风电资源;西北加大光伏发电,最终将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基地发出的清洁电力“打捆”输送到中东部地区,在中东部地区以电代煤、以电代油,善于利用晚上的峰电进行储能,这样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一种平衡解决之策。
    
    记者: 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的比重,发展智能电网和分布式能源,鼓励发展风能、太阳能,开工一批水电、核电项目,加强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勘探开采的应用。报告为我国发展清洁能源发电指明了方向。魏理事长,中电联对于未来国内清洁能源的发展趋势怎么看?

    魏昭峰:根据中电联的研究预测,到2020年,在电价补贴和相关扶持政策的支持下,清洁能源发电的装机容量会达到8.1亿千瓦,占全部装机的比重会达到41%,其中,水电3.6亿千瓦,风电2亿千瓦,太阳能发电7千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1万千瓦,核电7千万千瓦,天然气发电1亿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2.6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为32%。到2030年,全国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5.2亿千瓦,占比是50%,其中,水电4.5亿千瓦,风电3.5亿千瓦,太阳能3亿千瓦,生物质能等发电2千万千瓦,核电2亿千瓦,天然气发电2亿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5万亿千瓦时,占的比重会达到42%。到2050年,全国清洁能源发电装机的容量会达到24.8亿千瓦,占比会达到62%,其中,水电4.5亿千瓦,风电5亿千瓦,太阳能8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3千万千瓦,核电4亿千瓦,天然气发电3亿千瓦,清洁能源发电8.1万亿千瓦时,占比会达58%。

    记者:您认为清洁能源发电应该坚持哪些原则性?

    魏昭峰:基于我国清洁能源发电的资源禀赋特征,统筹考虑市场、资金、技术、环保等发展的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发展等客观要求,我认为清洁能源的发电应该坚持以下的原则:
    一是应该优先开发水电,水电是技术成熟、成本较低的绿色发电,安全性、经济性和灵活性较高,要放在优先开发的战略位置。
    二是优化发展煤电,高度重视煤炭发电的绿色发展,推行煤电一体化开发,加快建设大型煤电基地,鼓励发展热电联产,大力推行清洁煤发电技术,优化煤电布局;
    三是积极有序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这是解决中国未来能源需求的战略选择,要在统筹国家政策补贴能力、全社会电价可承受能力、电力系统消纳能力和资源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积极有序高效的开发;
    四是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核电是绿色发展,经济性较高,是解决中国能源电力需求的战略选择,当然务必要采用先进的核安全技术,建立完善的核安全标准、直保体系和核安全文化体系;
    五是高效发展天然气发电。国务院在去年下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提出,优化天然气的使用方式,新增天然气应该优先保障居民生活或用于替代燃煤,鼓励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高效利用,有序发展天然气调控电站;
    六是大力推进智能电网的建设,特别是特高压电网的建设,促进大型能源基地集约化的开发和高效的利用,同时要更加重视城市配电网的智能化,加强在超导技术、围网技术等方面的科研力度,实现电力于用户之间的良好互动。

    记者:您认为目前在清洁能源发电上还有哪些政策空间可以跟进?

    魏昭峰:我国发展清洁能源发电还存在一些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发展战略、发展路径不太清晰,缺乏统筹规划和刚性规划的约束,有关价格的补贴机制不尽合理,发展机制不健全,财税扶持政策不够完善,技术研发相对投入不足,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等。在此,我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研究明确清洁能源发电总体战略和发展目标,建议从国家层面尽快理清清洁能源概念和保护的能源类型,加强清洁能源资源的普查和科学论证,明确清洁能源发电的战略定位和重大意义,提出清洁能源发电发展的分阶段发展目标和战略路径;
    二是制定发布清洁能源发电的发展规划,以清洁能源发电发展战略为指导,深入开展清洁能源发电发展的规划研究,公开、民主、广泛的征求意见,由权威部门批准发布,加强规划与项目的衔接,以规划来指导项目,提高规划的严肃性,确保规划得到前面的落实;
    三是制定公布统一的清洁能源发电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调整风电、太阳能发电的电价补贴机制,合理提高中东部地区风电、太阳能发电的度电补贴,完善天然气发电电价的补贴机制,保障天然气发电项目的合理回报,加快建立调峰调频的电价,完善电网调峰调频辅助服务的成本补偿机制,增加政府的财政拨款,建立捐赠机制,推动绿色电力交易机制,拓宽清洁能源发电补贴资金的来源渠道,加大财政资金对科研能源的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制定清洁能源产业税收的优惠政策,稳步出台资源税、环境税、碳税,推进清洁能源发电的标准化相关工作,鼓励金融机构对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的融资支持;
    四是建立部际联席协调机制和重大责任的追究机制,清洁能源发电涉及能源、电力、价格、环保、科技、装备、财政等多各行业领域,涉及国家多个部委,在具体工作中,相关部委需要大量的沟通工作,我们建议由国家能源主管部门牵头建立清洁能源发电发展的部际联席协调机制,同时加强协调机制的监督管理,对于不重视部门之间协调配合、出台的政策、措施相互矛盾、难以落实并造成严重浪费的也应该追究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